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
清华大学召开声称３０万人的批斗王光美 大会。
是日清晨，清华大学红卫兵驱车入中南海把她押到清华园主楼七层的一间会议室里。一进来，数十名红卫兵大声朗读毛语录，并伴以一阵阵大声责问。
因为她伴随刘拜访印度尼西亚时穿过旗袍，戴过项练，被定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红卫兵强迫她穿上明显瘦得不能穿的旗袍，套上用乒乓球特制成的一串“项练”在批斗会上亮相。
当她被押上会场时人群哗然。从北京遍地赶来参加大会的人争相拥看。
問：請談一談您在文革期間的個人經歷，以及您的所見所聞。
答：文革初期，我參加了一次對王光美的批鬥會，批鬥地點設在清華大學的主教學樓前面的廣場。當時，我聽到這個音讯後，就自發地跑過去參加批鬥，那裡人山人海，擠得风雨不透，連下腳的当地都沒有。
我看見王光美穿着一身藍色旗袍，脖子上掛着一串用乒乓球串起來的項鏈，站在桌子上，而在主席台邊上，彭真、陸定一、羅瑞卿等人胸前掛着一塊牌子，跪在地上，這叫「陪斗」。由一些高年級的學生掌管批鬥會，主要是做政治演講，喊政治口號。
那次批鬥會是上午開始的，总共進行了四個小時左右，中間還有一個細節，王光美把項鏈摘下來，扔到地上，又被紅衛兵撿起來，从头給她掛上。那時我的年紀小，仅仅場下的觀眾，可是我们喊口號時，我也大聲跟着喊，主要是「打倒劉少奇」、「打倒王光美」之類的。
不過，當時我的心裡卻有一個古怪的念頭，心想哪怕是開這樣的批鬥會，也是不公平的，共產主義不是寻求人人平等嗎？憑什麼下面那些人就必須跪着，而王光美就可以站着挨批鬥，難道僅僅因為她是劉少奇的老婆，就有權力不用下跪？因而，她也應該和其他人一樣跪着挨批鬥，應該一視同仁，不應該有凹凸貴賤之分。那時候，底子沒有「合法」和「不合法」、「人權」的觀念，學校底子就沒有教授過這些東西。
還有一個場面印像是比較深刻的，比及批鬥會散場以後，廣場出口處聚了许多被人丟掉的鞋子，當時，參加批鬥會的人太多，許多人的鞋子都擠掉了，就堆在那個当地。
比及文革一來，全部的學校就不用上課了，每個學校都在忙着開批鬥會，我上三年級時的班主任，是位女性，姓李，她或许是所謂的「家庭出身」欠好，被人剃了光頭，罰她在校園裡掃地。我遇見她時不敢像平時一樣跟她打招呼，她也不敢和我們這些學生說話。她是出於恐懼，而我們，實際上和她打招呼是沒有問題的，因為當時底子就沒有人管這些事，整個校園裡都是亂糟糟的。但在那樣的環境下，我還是不敢輕易接近她們，一是我沒有分辩才能，分不清這些挨批鬥的老師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是「黑」還是「白」；還有，也確實惧怕被別人發現，被舉報，給自己惹來麻煩。
1968年，我上了初中，當時是就近上學的原則，我被分配到北京女十中，這所學校就在我家邻近，文革期間改名叫157中學。我們班的班主任，姓呂，他是教我們英語的。我們班的同學還把他拉到教室裡進行批鬥，要他交待歷史問題。原來，在1949年以前，他在電報局作业，會英語，後來還開過一個肥皂廠，並且找了一位美國人的養女結婚了，因為這些原因，他的個人經歷（「歷史問題」）就變得複雜、不清不楚了。
實際上，這些事情在學校裡都是公開的音讯，不是秘密，可是同學們並不清楚，於是就逼他再交待一遍，開批鬥會時，全班四十多個學生都參與了。不過，這仅仅在班裡面進行的小規模的批鬥會，也沒有發生暴力的場面。這時，已經是1968年，文革時期最瘋狂的那段日子已經過去了。
還有一位同學也挨了批鬥，這位同學有一個外號，叫「小地主」，他的遭受比班主任就要慘多了。有一次，有同學在他的座位下發現了一塊木板，木板上用粉筆字寫着「王八毛」，於是，被同學們舉報他是在「罵毛主席」。這還了得，當場就被同學們擰着胳膊，摁在地板上，跪着，這叫「坐噴氣式」，文革中經常使用的一種酷刑。
「小地主」努力為自己辯解，原來他有一隻鴿子，被賣掉了，賣了八毛錢，有同學問他賣了多少錢，他就在這塊木板寫上「八毛」。而那個「王」字是開始寫的，我忘記這個「王」字是他自己寫上去的，還是木板上本來就有的，可是，這三個字拼在一起，便是「王八毛」。那些參與批鬥的同學哪裡肯聽他的辯解，上來就對他拳打腳踢，「罵毛主席」，這當時是一樁十惡不赦的罪行。
總的來說，文革期間的學校教育底子就學不到什麼東西，有老師，可是沒有教材，平時上課便是語文、數學、英語這三門課程。語文，主要是唱「樣板戲」，還有學習「毛語錄」，或许還學了些別的東西，但現在都忘掉了，形象深刻的只要樣板戲裡楊子榮智取威虎山那一段了。
至於英語，教的也是「毛語錄」，現在記得最深的是那句「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的英文對白，因為教的次數太多，所以這一句英文一向留在我的腦海裡。
在當時，不管是學生，還是大人，毛澤東的「語錄本」是人們必須隨身攜帶的。假如遇到什麼麻煩，從口袋裡掏出一本「小紅書」，背誦一段「毛語錄」，就或许可以避禍，但假如不攜帶，就有或许引起麻煩，特別是那些所謂「家庭出身有問題」的人。假如老師在挨批鬥時，沒有隨身帶「小紅書」，那就會很倒运，光憑這一點，學生們就可以無休止地上綱上線，批鬥他。
相比起「老三屆」，我們這些「69屆」算是沒有受過教育，但畢竟我們還是受到完好的小學教育，而我們下面的人，70、71屆的，就連小學都只讀到五年級、四年級就被文革中斷了，他們連小學都沒有畢業，更倒运，文革一來就學不到什麼東西了，緊接着又是「上山下鄉」運動，比及多年以後再返城，此時差不多就過了从头上學的年齡階段，整個青少年生计就這樣白白浪費、虛度了。
問：文革前洗腦式的政治教育，比方毛澤東的神化、階級鬥爭的灌輸，對你後來於文革期間的国际觀和價值體系的构成有哪些影響？
答：從進入學校的第一天起，同學們就在這樣一種政治教育體制的引導下來認識国际，并且，這種政治教育貫穿在整個教材和老師們的日常教學之中。我還記得有一個故事，講的是一位14歲的小孩，叫劉文學，有一天，他發現一個地主在偷集體的海椒。於是，他英勇地和這個地主搏鬥。最後，劉文學被地主活活掐死。通過這個故事，來教育學生們對階級鬥爭的殘酷和複雜性的認識，後來，這位小孩被評為「少年英豪」，成為同學們學習的榜樣，這是1959年發生的事情，我們都深受其影響。
1969年，比及我們這些學生下放到黑龍江勞動期間，有一位知青，為了表現自己，還效仿了劉文學的事迹，在半夜裡虛構（策劃）了一個救火場景。當時，我們地点的農場邻近有一條小河，河邊堆積了许多麥秸垛，一堆一堆的碼着，東北人通常在麥子收割以後，把麥秸就地堆積起來，供冬天取暖用。他呢，就在半夜放火，又自己到邻近的小河裡取水把火澆滅。後來，他編造了一個故事，說有壞人縱火，他跟壞人搏鬥，把壞人打跑之後，把火給滅了。在當時，所謂的「壞人」，並不是指那些品德敗壞或品行不端的人，而是有特定政治意涵的，是指那些「亡我之心不死」、「故意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敵人。
這位工人比我大兩三歲，後來確實受到了農場的表揚。不過，時間一長，我们就知道這是假的，可是，時間一長，我们也不會去刨根問底，計較這些東西，因為當時像這種弄虛作假、樹假典型的事情是司空見慣的，我们都見怪不怪了。
這是學校的教育，而在家裡，爸爸妈妈也是充滿恐懼的，底子不敢去談論政治，但凡触及政治方面的事情，就會對我們說，要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聽學校老師的話，要奉公守法，等等。那時，從上到下，整個社會沒有人敢說半句毛澤東的壞話，沒有人敢批評共產黨。久而久之，對於共產黨、毛澤東的盲目崇拜就在同學們的心目中潛移默化地養成了，我們都真誠地信任共產黨、毛主席是從來不犯錯誤的。
并且，即使當時人們的日子水平遍及不高，人們也並不覺得日子過得有多麼糟糕，哪怕是飢餓，也仅仅個人的感触，但並不覺得有什麼欠好，比方說，1960年，我們家同樣也遭受到飢餓的摧残，我們靠撿白菜疙瘩，買些豆腐渣、麥芙子，挖野菜，靠這些東西來充饑。周圍许多人都患上了營養不良的病症，我的父親、母親都是浮腫，腿部的肌肉一摁一個坑，好久都不能復原，但當時，我们都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麼病。即使如此，我們也並不覺得這裡面有什麼問題，報紙和電台裡天天都在講「社會主義好」、「大躍進好」、「三面紅旗好」，沒有真相，沒有真實的信息，整個社會都是封閉的，沒有對比。後來，有農村的親戚告訴我們當時農村餓死了好多人，我還覺得十分古怪，怎麼或许？
問：請談一談您在上山下鄉運動中的日子經歷。
答：1969年8月，初中一畢業，我就分配到黑龍江三十三建設兵團農場。我們學校总共去了兩百人左右，其他同學，有的去了內蒙，還有同學去了農村插隊，還有的同學因為家庭出身有問題，直接被轟回到農村老家去了。
我被分配到農場修配廠的煅造班，主要是修理拖拉機、農具等農業機械。我們過的是一種集體主義的日子方式，吃的是大食堂，廠裡的食堂主要便是供應我們這班下放的知青，堂食也是由知青來掌廚。那時，我們每個月的工資是32塊錢，其间要扣掉12塊2毛，這是專門用來付出膳食費的，一天的膳食費是4毛錢。食物是十分糟糕的，主食是饅頭，有時，也會有米飯，但次數極少，因為當時全國遍及缺糧食。
在農場，同樣也要進行集體學習，學毛澤東語錄，每天吃完早飯，上班之前，有半個小時的學習時間，這是每個班組統一組織的，每個班都要朗讀、背誦毛澤東的語錄，讀完以後，每個人還要談心得，談體會。那時，我們確實是十分虔誠地信任毛澤東和共產黨的，真的是發自內心的崇拜，底子沒有意識到，我們之所以被扔在這些遠離家人的当地，其實是政府在甩包袱，把我們這些年輕人從城市趕到農村、趕到邊遠地區，目的仅仅為了緩解城市青年的就業壓力，沒有人有才能從這個视点去思考現實問題。
雖然，我們過得是一種熱鬧的集體日子，可是，也並不是每天就因而過得很充實，精神上有多麼地飽滿，實際上，每天都是渾渾噩噩地、機械地過，因為每一天的作业、學習、日子、時間都是固定的，沒有個人的期望、期望，一開始還感覺特別新鮮，但日子一久，就枯燥乏味了，這種日子有點像現在監獄裡面的服刑监犯過的日子，沒有太大的區別，到後來，連集體學習也變成一種儀式，我们都仅仅走個過場了。
1969年，我們一開始去東北時，當時的人們真是響應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毛還有一個專門針對知青上山下運動的指示，我們都做好準備在各自的知青點作业一輩子。但過了一段時間，兩三年以後，一些有幹部家庭布景、軍隊家庭布景的知青，就藉機會離開農場，當兵去了。後來，又有一些有家庭布景的知青返城上大學，當時，在知青中有一個上工農兵大學的運動。因為有這樣的示範，慢慢地，我们就都開始真实考慮到自己的將來，有的知青就想辦法轉到距離北京近一些的農村去插隊。再後來，又有一些人辦了「家庭困退」，所謂的「家庭困退」，便是家裡有實際困難的，比方，爸爸妈妈身體欠好，又是獨生子女的，就以這個名義退回到北京。後來，又有了「病退」，那些日子不能自理的、在作业時遭到傷殘的知青，就用這個名義退回到北京。到了這個時候，最早的那種革新热情，就已經彻底退化了，我们表面上還在一本正經地學習毛澤東語錄，學習毛澤東的最高、最新指示，但暗里裡我们都在琢磨着怎么才能回到北京，到1975年，我也辦了「病退」，返回到了北京，因為我有高血壓。
問：您怎么評價您所經歷的毛澤東時代，在您心目中，毛澤東時代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
答：毛澤東時代，和今日的北韓差不多，那時，每個人都窮，每個人都沒有文化，沒有見識，特別重要的是，每個人都吃不飽飯，因為全部日子資料都掌握在集體，你要是想有飯吃，想要有作业，你就必須聽黨的話，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因而，人們必須老老實實地聽話、做人，並且，給你幾口飯你就吃幾口，不給你吃你也不能有意見，一旦你有不滿的情緒，馬上就會有一根棍子伸過來，把你打趴下。
特別讓人難受、恐懼的是，那時的思想和社會控制是十分嚴密的，人們都不敢亂說亂動，我們每天都要背毛澤東語錄，天天面對毛澤東的政治畫像彙報思想，并且，每個人都彼此監視，在黨面前，每個人都是赤條條的，沒有任何個人私隱，稍有跨越，就马上會遭到懲罰。在農場，有一位同學，有一次踢門進房間，屋裡的人就質問他，進屋為什麼要踢門。他頭腦一發熱，順口就回了一句，說江青我都敢踢，踢個門算什麼。就這麼一句話，他被送去勞改農場。這位同學我認識，但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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