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与新加坡的情谊，早在他出任中国国家主席，甚至是新中两国建交之前已经结缘。这份渊源在他担任中国国家主席的10年间持续加深，他积极推动双边合作，包括形容为“重中之重”的新中苏州工业园区项目，与我国建国总理李光耀的交情也甚笃。
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左）1994年11月首次以国家领导人身份访问新加坡，当时李光耀资政（右）在总统府设私人晚宴招待他。江泽民和李光耀友情深厚，即便是在江泽民退休后，两人依然保持联系。（档案照片）
其实早在那次正式访问之前，江泽民在1980年便已在新加坡留下足迹。那时，江泽民是中国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率团到本地两个星期，考察我国的工业发展和了解经济发展局如何为新加坡招商。他10年后接受香港《紫荆》杂志访问时提到，新加坡裕廊工业区让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李光耀在《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一书中形容江泽民是一个“经常面带笑容的主席”“活泼外向的中共领袖”，他“资质极高，博览群书，而且有语言天分”。李光耀说：“我们两人很合得来。江泽民爱结交朋友，我则直接坦率。”
李光耀的女儿李玮玲医生曾于2010年在《海峡时报》撰文记述，父亲和江泽民“两个好朋友之间的聚会”。
1990年10月，江泽民与时任我国总理的李光耀首次见面，两人相见甚欢，并在往后多年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苏州工业园区是两国政府当时最大的合作项目，中国视之为国家对外经济合作的样板。江泽民曾形容，苏州工业园区是中新经济合作的“重中之重”，更是中国对外合作的重点项目。
1994年11月，江泽民来新访问三天，他这趟行程的其中一个重点是与我国领导人商讨经济合作项目，尤其是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的进展。
新加坡和中国1990年建交，1989年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1993年成为中国国家主席。隔年，他首次以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应邀正式访问我国。向他发出邀请的，是我国时任总统王鼎昌和总理吴作栋。
江泽民与新加坡的情谊，早在他出任中国国家主席，甚至是新中两国建交之前已经结缘。这份渊源在他担任中国国家主席的10年间持续加深，他积极推动双边合作，包括形容为“重中之重”的新中苏州工业园区项目，与我国建国总理李光耀的交情也甚笃。
这个备受重视的项目初期发展虽非十分顺利，但是仍为两国政府之后的合作项目奠下扎实基础，包括天津生态城及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新加坡和中国1990年建交，1989年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1993年成为中国国家主席。隔年，他首次以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应邀正式访问我国。向他发出邀请的，是我国时任总统王鼎昌和总理吴作栋。
江泽民也重视跟我国第二代领导人的交往。2000年新中建交10周年，吴作栋总理4月访华，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了吴作栋。他说，中新两国关系发展势头很好，双方在各领域的互利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他表示中方十分重视中新关系的发展，认为这是中国同东南亚友好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希望同新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在新的世纪不断取得更新更大的发展。”
江泽民的好朋友李光耀的话说，‘江泽民很乐于从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职位上退下来’。李光耀和江泽民有密切接触，如果李光耀不知道其中详情的话，他绝对不会公开说这番话。”
商报说，今年夏季，在中国领导人的北戴河会议上，江泽民延长任期的议案没有获得多数人的同意。商报接着写道：
“李光耀说，由于重要的职位已做了安排，可以保证江泽民从中共首脑职位退下来，最近的人事任免决定也证实了这一情况。共产党中的自由改革派、保守派和其它派别正在幕后争夺政治局的22个委员位置和中央委员会的193个中央委员位置。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是江泽民多年的伙伴，看起来他不久将提拔为国务院秘书长，很可能成为四名副总理中的一名。在江泽民退出政坛以后，他将是保护江泽民遗产和家庭成员的重要人员之一。”
同一期的商报还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共权力转移的评论。评论说，虽然中共领导层换代交替早就应该进行，但是江泽民要想延长任期，也有足够的理由：
“为期22年的改革过程现在产生了最为疼痛的副作用。破败的国营企业中，有四千万工人失去了工作。地方上的动荡现象发生得越来越频繁。兴旺发达的沿海地区与内陆农村地区的社会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有可能使中国分崩离析。脆弱的金融体系成了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炸药包，破落的国有工业早已无法修复，蔓延的腐败使人民极为不满，各省各地区之间的互相嫉妒使中国无法履行对世界贸易组织承担的义务，在北京视作叛乱省份的台湾，其总统大谈台湾独立。”
接着，商报写道，在这样的形势下，进行领导层的替换是需要勇气的，但是，在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更换并不象过去那样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了：
“今天，中国的领导权不再是一个强人一肩挑，而是立足于一个训练有素的集体，这个集体积极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在改革过程的结构转换时期内，不能让列车出轨，也不能因权力斗争而翻车。所以，高层领导集团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换人。这样，江泽民可以在幕后发挥作用，执掌中央军委的领导就足够了。几乎所有的观察家都认为，江泽民将保留这一高级职位。”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是罕有的与几代中国领导人都有过会面的国际政治家。自1976年首次率团访华，此后39年间，李光耀总会定期到访中国，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李光耀都曾与他们会谈和交流，为促进中新高层接触、建立政治互信与推进两国经贸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李光耀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习近平主席也曾表示，李光耀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中新关系的奠基人、开拓者、推动者。李光耀先生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确立了中新关系发展方向，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开拓两国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1976年5月13日，李光耀女儿玮玲（左）用她的电影摄像机捕捉李光耀一行访问中国长城的情景）
由于与中国的独特渊源，李光耀1990年末卸任总理后，成为国际媒体和论坛讲座中向国际世界解析中国的专家。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就认为要听有关中国的看法，必须要问李光耀。他说，李光耀认识北京领导人，是一位“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
那李光耀看中国，有什么独到之处呢？2013年，《李光耀观天下》（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面世。在这部他的最新著作中，浓缩了他对于国际局势的诸多看法，其中有很大的篇幅谈及他对中国的认识。
他了解到中国的不同。在书中，他写道：“5000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有中央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中央软弱则意味着混乱和动荡。每个中国人都理解这一点，这也是中国人的根本原则。西方一些人希望中国变成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这不会发生。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大国家，文化和历史都与西方不同，中国有自己的方式。”
在同一本书中，他请读者换位思考理解中国的感受：“我认为，中国迟早会阻止美国在其东部沿海地区的间谍活动。目前，美国能够来到距离中国海岸仅12海里的海域观察。反过来思考，如果中国的海军、空军，包括其航空母舰如此靠近美国海岸，美国人将会无法忍受，也绝不允许。因此，你们可以想象中国人的感受。”
当“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时，李光耀选择为中国说一些公允的话。他问“印度每年取得8%到9%的快速经济成长，为何不仅没引起世界的忧虑，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反而热衷到印度投资以协助另一个重量级国家发展？为何以同样速度和平崛起的中国，却引来西方的忧虑？”
闻一知十。李光耀对中国的独特观察不在于赞美也不在于批评，而在于他对中国实在的了解和难得的公正。李光耀从来没有过多地夸赞中国，但成为了中国人民珍视的朋友，因为理解不一定是赞美，理解本身就有自己的意义。
这让人想起李光耀与邓小平首次会面的一个小故事：1978年11月12日，邓小平应邀访问新加坡。会见前，李光耀想到此前访华时曾经看到过人民大会堂里摆放着痰盂，所以特地安排放置一个痰盂在邓小平的座位旁。李光耀还了解到邓小平有抽烟的习惯，因此虽然新加坡总统府有规定，空调房间里严禁抽烟，但还是特地在显眼的地方为邓小平摆放了烟灰缸。晚餐时，李光耀请邓小平尽管抽烟。但整个晚上邓小平既没有抽烟，也没有用痰盂。因为邓小平也看过报道，知道李光耀对烟味敏感。
1978年11月，邓小平应邀访问新加坡，在机场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亲切握手
在中新交往的数十年岁月里，不乏壮丽的诗篇和丰硕的成果，这个故事的确显得相对平淡。但恰恰是这个故事，蕴藏着中新交往的底色：彼此了解与相互尊重。人与人相交的关键在此，国与国相交的秘诀也在此。新加坡共和国缔造者李光耀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魅力正在于此：了解中国、尊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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